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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逆流:骗子和庸医的由来是什么?

2019-1-20 01:44| 发布者: D7Fe7EEUTYyRZJU| 查看: 19|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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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书科技是一家以内容制作、内容创意、内容运营为核心的多领域融合型发展的企业。本着内容精品化及跨界融合发展的理念,致力于出版(纸质、数字、音频、课程等载体)、影视IP、二维动画、视频等业务。

  并不是所有西方文明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正如历史学家汉普顿(Norman Hampton)所写:“……如果启蒙运动是18世纪的产物,那么,18世纪并不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迷信和神秘主义仍然在18世纪的生活中流行。民间故事、民间医药、神话和巫术仍然支配着农民和乡村穷人的思想。吹牛者、骗子和庸医在熙熙攘攘的街道穿梭叫卖。在贵族和社会名流的官邸、宫殿和豪华的住宅里,财富与厌倦同步增长,这就催生了对新奇与古怪之物的追求。

  牛顿带来的新世界观使人们感到不安。人们拒绝接受一个机械论的宇宙——仅受刻板的物理规律所控制。许多人仍然紧紧依附于教会,只是信心不如以前了。还有许多人转向追求过去所谓的安逸——寻找心理上的安全保护网,尽管它严厉苛刻但有着可以信赖的规则和仪式。不少18世纪的知识分子从中世纪所谓的浪漫生活中寻找安慰,这种浪漫体现为高贵骑士及其背后的传奇故事。

  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之类的秘密社团在入会和日常仪式中越来越神秘和玄妙,其成员人数也不断膨胀。许多分化出去的社团和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在大小城镇出现,他们浪漫地看待亚瑟王骑士、古代炼金术秘密和“被遗忘的智慧”。

  伏尔泰、狄德罗和富兰克林的时代也是卡里奥斯特(Alessandro,contediCagliostro,1743—1795)、史威登保(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和梅斯梅尔(Franz Mesmer,1734—1815)的时代。这是一个科学和理性的思想家和占卜者鱼龙混杂的年代。正当史威登保和梅斯梅尔以科学家的生涯开始,又以神秘家的身份死去时,卡里奥斯特和其他骗子,例如所谓的圣-日尔曼(Saint-Germain),从不夸口说自己是在作科学思考。卡里奥斯特和他的同事们既不鼓吹理性,也不是诚实的宗教徒,他们迷惑追随者的心灵,从轻信的公众那里骗取钱财,以填满自己的腰包。

  卡里奥斯特可能是1743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巴勒莫,人们相信他原来的名字是巴尔桑罗(Giovanni Balsanno),历史学家称他是那个时代的“大骗子”。他周游欧洲各国首都,几乎涉猎过所有的神秘伎俩。他自称能从坟墓里召唤古埃及死人,变金属为黄金,预见未来,治愈病人,发现秘密宝藏,并且就像他的同代人,神秘的圣-日尔曼一样,也许能长生不老——或者至少能活三四百年。不用说,他愿意把最后一项特异功能与他那些有钱有势的追随者分享。当然,价格不菲。然而,价钱对于那些人来说不在话下,于是,黑暗的逆流:骗子和庸医的由来是什么?娱乐之神豪系统由卡里奥斯特自己调制的奇异的长生不老药,也就成了权贵们华丽客厅里的享用品。卡里奥斯特不当街头的小贩,他定期在皇家宫廷里做骗人的买卖。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垮台与一场声名狼藉的欺骗游戏有关,其间涉及法国王后的一串项链——终于导致他被捕入狱。

  卡里奥斯特的同代人,圣-日尔曼伯爵的知名度要低些。和卡里奥斯特一样,他也总是以欧洲富人和精英分子为目标。他的许多追随者相信他已经有好几百岁,圣-日尔曼从来也不否定这类谣传。有一次,有人问他的随从,圣-日尔曼是不是线岁了,随从回答不知道,因为他自己跟随圣-日尔曼只有200年。和卡里奥斯特一样,圣-日尔曼也推出自己的魔幻长生不老药,宣称有治疗和通灵的能力。许多人说他确实发现过“哲人石”,这是炼金术士追求的基本目标。他们相信这种石头不仅可以变金属为黄金,而且可以给人类以力量、智慧和长寿。

  卡里奥斯特和圣-日尔曼伯爵都声称与共济会有联系,或者更明确地说,与该会的高级和神秘骨干有联系。尽管这些神秘骨干不一定存在于共济会内部,但提到他们却有助于卡里奥斯特和圣-日尔曼获得轻信者的信任。对于18世纪很多人来说,共济会代表了与古代和神秘的过去年代中所谓的神秘事物及其力量的一种联系。

  史威登保共济会的起源和活动被神话和传说弄得模糊不清。有些传说来自共济会本身,有些是被作家和记者以浪漫和感人的手法想象出来的。然而,宣称共济会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甚至更早,看来证据不足。

  历史学家得出结论,共济会开始于14世纪,作为石匠和建筑工的行业会社,其目的是通过成立会社的形式来保护行业利益。石匠的技能是一门宝贵的手艺,尤其对于建造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和大教堂来说,因此,他们欣赏自己独有的地位和自由,并排斥那些更低层次的工人来涉足这一行业。通常在中世纪,他们就已经参加工程和建筑物的建筑设计,他们有必要保护行业秘密。而外行、外来者和冒充者会败坏这门技艺,并且还会使技术熟练的行业工人蒙受损失,因为这些人开价更低,但做工拙劣。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类侵扰,石匠们采用秘密标记与符号,这样当他们在陌生地方与陌生人合作时,或者当工程需要必须雇用临时熟练工时,就可以互相识别。

  随着17世纪大教堂的建造告一段落,石匠们开始向外公开招募会员,但会费是通常会员的两倍。尽管第一批加入者都是有钱或者有社会地位的特权阶级,但共济会强调个人品质高于社会地位的民主意识,很快吸引了许多自由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参与。由于这些非石匠人士的加入,共济会渐渐变得不再是手艺人的行会,而更多是一个社交性的组织。然而,对于共济会外面的许多人来说,共济会仍然是一个精英组织,知晓过去年代长期保存下来的不少秘密。许多人仍然相信,这些共济会的秘密不只是石匠技术,还涉及炼金术士和巫师长期寻求的神秘和魔幻技能。

  遗憾的是,正当许多地方分会变成进步和民主思想的中心时,也有不少分会趁机从事炼金术和巫术等勾当。这些分会在其入会仪式和各种活动中强调神秘色彩及秘术,以此来诱惑新成员。通过把自己与公众心目中有关18世纪共济会的秘传技艺相联系,诸如卡里奥斯特和圣-日尔曼之类的人物打着共济会的幌子,再对与共济会有关的神秘传说添油加醋。

  18世纪许多人都忙于探求令人满意的精神系统——不管是宗教的、神秘的还是隐讳的——希望能超越令人沮丧的牛顿机械论宇宙。正当许多哲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满足于对宗教采取自然神论者的姿态时,其他人仍然感到不满,于是去寻求他们所希望的所谓在生命和宇宙之间更深也更紧密的联系。

  史威登保就是这样的探索者。他1688年出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皇家牧师的儿子,后来成为采矿业的职业顾问。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备受尊敬,创建了瑞典第一份科学杂志,发表过大量有关宇宙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论文。在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史威登保都是一名执着、多产的科学家。但是,在他进入七旬之际,竟向世人宣布,救世主耶稣在梦中向他显灵,指示他放弃科学研究,转向宗教启示,这令他的许多同行大跌眼镜。

  史威登保照此做了,在他长寿的余生中,写了30多本书,透露上帝和天堂的秘密。最后发展成一个复杂的,有时自相矛盾,谈不上自治,并且常常是幻想式的宇宙,一种史威登保式的宇宙。毫无疑问,史威登保本质上出于真诚(肯定不是卡里奥斯特式的骗子),但是他报道的在天使和精灵中间的见闻和冒险,确实使许多认识他的人大为摇头。他声称访问了天堂和地狱,面对面地与上帝谈过话,还访问了众行星。他描写了金星上的居民,其中有和蔼仁慈的,也有凶残骇人的。他解释说,月亮人个头不大于小孩,但力大无比、声如洪钟。他说他获得了神眼、通灵的能力和特殊的感官知觉,能记得过去的科学世界,他甚至声称要与牛顿的灵魂谈话。

  史威登保是疯子还是一位无害的怪人,或确实是一位先知?这些问题常常有人提出,他那众多的读者只好自己去寻找答案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启蒙运动的新思想带来的变化,许多人感到困惑和不安,不过他们在史威登保的神学和依据他的“灵性”和“新基督教”建立起来的教派那里,却找到了安慰和帮助。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他的思想依然散发出同样的魅力。

  和史威登保一样,梅斯梅尔(Franz AntonMesmer,1734—1815)开始也是科学家。但他和史威登保不同的是,直至进坟墓,他还把自己称为科学家,尽管许多人不同意他的自我评价。

  梅斯梅尔,1734年出生于德国康士坦茨湖旁伊兹南的一个小村庄里。他的父亲是为天主教堂的主教服务的猎场看守人。人们对梅斯梅尔的儿童时代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家中有九个兄弟姐妹,他母亲显然曾经鼓励过其中的几个孩子加入天主教会。历史记录表明,其中至少有一个,名叫约翰,后来成了天主教神甫。梅斯梅尔排行第三,1743年开始在当地修道士开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1750年进入巴伐利亚的蒂林根大学。在这里他学习了四年哲学,对笛卡儿有特殊兴趣。然后他转到寅格斯塔特大学,在耶稣会士的指导下学习神学。在学习结束后,他不想进教堂当神甫,又在1759年转到维也纳大学学法律。一年后的1760年,又转变方向,这一次是医学,1767年他33岁时从医学院毕业。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梅斯梅尔对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着了魔,他用拉丁文写的学位论文取名为《行星影响下的物理医学调查》。他后来提到这篇论文时,则称之为《行星对人体的影响》。这篇论文深受帕拉塞尔苏斯宇宙理论的影响,试图在天体影响和人体健康之间建立联系。

  关于梅斯梅尔最早究竟是在何时何地有了这一不久将会改变他一生的思想,人们说法不一。可以知道的是,他在1768年娶了一位极其有钱和擅长社交的女子,名叫泡希(Maria Annavon Posch)。她比梅斯梅尔年长,以主办豪华集会和时髦沙龙闻名于维也纳。在这些集会和沙龙里,维也纳的贵夫人聚在一起讨论时髦课题。梅斯梅尔已经在上等社会里受宠,结婚以后迅速成为维也纳显贵中的主流人物,他的朋友中有莫扎特一家和他们的儿子——早熟的音乐神童沃尔夫冈(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家里称之为沃尔佛尔)。

  有一次,梅斯梅尔和一位有钱的病人谈话,病人告诉他以前曾经成功地用磁石治好了病,这是他首次把磁石治病这一怪诞可疑的说法与他从帕拉塞尔苏斯那儿学来的宇宙理论联系起来。既然帕拉塞尔苏斯也曾说过,曾经成功地用磁石从病人体内吸出了病,随后又把这些疾病引向地面,于是,梅斯梅尔开始寻找一个理论,以便成功地把他关于行星影响人体健康的思想,与医学治疗中磁石的用途相结合。

  结果就是引出了他那晦涩和混乱的“理论”,他的推断是,也许有某种普遍的“磁流体”或者磁力渗透于整个人体,正如有一种普遍的流体渗透于宇宙之中,以便使所有的天体处于完美的和谐状态中一样。这一流体的扰动就引起了疾病,但是通过利用磁性作用于这种不可见的“流体”,就可实现流体的调整。即便在当时这也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并且立刻遭到同时代人的抵制。但批评不会让梅斯梅尔止步不前,他认定自己就是一名科学家,于是,他开始用磁石为病人治病了。

  不久,梅斯梅尔开始宣称他已取得某些惊人的成功,甚至有更多令人吃惊的发现,但他又宣布,磁石并不是病人神奇康复的真正原因,他自己才是。他确定,磁石并不是治疗的工具,只不过是他的传导者。治疗作用来自他本人才有的“动物磁性”,这种动物磁性通过磁石传导,使病人失调的“动物磁性”恢复平衡。

  不用说,并没有很多医生对他的新“发现”表示热心,尽管它招来了一大帮无聊又爱发牢骚的社交界妇女跨入他的家门。梅斯梅尔出场了,目光锐利且充满自信,威严中不乏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候诊室坐满了等候“治疗”的社会名流。他对病人的要求(除了钱)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必须对他的能力有完全和坚定的信心。梅斯梅尔宣称,只要做到这一点,他可以治愈任何人。这是一个过分的承诺,必然会导致麻烦。麻烦,并且也是梅斯梅尔在维也纳的垮台,是由一位巴黎小姐引起的。这位巴黎小姐是一个盲人。

  故事本身充满丑闻又错综复杂,我们长话短说——梅斯梅尔的治疗失败了。更糟糕的是,他拒绝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梅斯梅尔宣布,巴黎小姐看不见,是她自己的不是,而不能怪他。在这场丑闻中,虽然有一些愚蠢的追随者支持梅斯梅尔,但他的生意一蹶不振,只好决定迁到更陌生的地方去以便继续行骗。

  下一站就是巴黎。1778年,梅斯梅尔搬到塞纳河边这座城市。这里是伏尔泰、笛卡儿和狄德罗的家。似乎为了证明它是世界性的城市,巴黎也为怪人、骗子和冒名顶替者提供了避难所。就在梅斯梅尔来到巴黎的前一年,一个名叫“光明会”的秘密会社在这里建立了总部,其他所谓的秘密会社,诸如共济会,也继续活跃在这个城市里,这里充满无拘无束的智力和艺术氛围。这座城市也是圣-日尔曼和卡里奥斯特活跃的地方,肯定会有梅斯梅尔活动的空间。

  起初生意进展缓慢,但是,梅斯梅尔很快就从一位有钱人那里得到支持,生意开始兴隆。不久,梅斯梅尔医生的谈话和他奇异的新发现开始在沙龙里广为流传。“梅斯梅尔主义”成了时尚,“动物磁性”成了豪华客厅里的谈话主题。这位庸医被罩在光环之中,他已完全沉浸于自己的角色之中。

  许多新“科学思维”的支持者相信,科学会把迷信和巫术之类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他们相信,形形色色的行骗者面对以严格著称的科学将会销声匿迹,假先知、炼金术士和占卜师将会消失,而科学和合理的思维将会盛行。遗憾的是,他们低估了人类对于奇迹和惊异的需要,也低估了有些人如此容易受骗,因为这些人乐于相信,世界最好不受自然和物理学定律的约束。

  顾客聚集在梅斯梅尔的磁性浴盆周围世界看来充满了由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神奇,这合乎情理,但是许多人并不善于区分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无所谓。奇迹就是奇迹,惊异就是惊异。人们会想,富兰克林及其他人演示电的神奇跟梅斯梅尔医生的奇迹以及他那令人惊讶的“动物磁性”有什么区别?

  梅斯梅尔医生是怎样亮相的呢?他肯定在巴黎学到了很多东西。穿上飘逸的长袍,不相信的人看他像是个骗子,相信的人看他却是真正的预言家,他举起“神圣慈善之手”,穿行于病人中间。

  为了接待病人,黑暗的逆流:骗子和庸医的由来是什么?娱乐之神豪系统梅斯梅尔把他的豪华住房隔成一间间特殊的病房。在每间病房的中心,是他那著名的浴盆,他保证这是真正科学的器具,可是许多人仍然觉得非常神奇。浴盆直径4英尺,深1英尺,里面放着一些盛有“磁化水”的酒瓶。一旦瓶子放好,再为浴盆充上普通水,有时会在其中置入若干铁棍,再盖上盖子,盖子上事先已打好一些孔,以便铁棍可通过这些孔伸出来。病人围着浴盆坐着,每个病人手拿铁棍的一端,等候从铁棍传来魔力,接受治疗。为了加强疗效,梅斯梅尔本人也会出场,他穿着豪华的长袍,手持铁棍。偶然他会靠近并用铁棍接触一位病人,让自己强有力的“动物磁性”共同参与治疗。

  梅斯梅尔神奇浴盆的故事在巴黎社会的高层不胫而走。为了使事情更令人激动,不仅要有奇异的疗效,还暗示可以产生其他更为有趣的效果。围绕着浴盆同时还有梅斯梅尔医生的强力出场,果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男人和女人似乎都失去常态,有时甚至做出极怪异的行为。

  梅斯梅尔成了巴黎的时尚,但是他的野心更大。不过他依然没有博得来自科学界的尊重。随着他的故事不胫而走,他的狂言也越来越多地传到同行的耳中,那些过去只是对他的荒谬举止一笑了之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地关注起他的行为。越来越多的同行开始把他看做是一个骗子和庸医,而不是误入歧途的科学家。

  当巴黎城漏出风声,说梅斯梅尔正在组织他自己的秘密社团“和谐会”,以促进动物磁性用以增进“社会更多的福利”时,这场闹剧也快收场了。是时候了,法国政府决定调查梅斯梅尔的言行。

  1785年,法国政府提议的委员会开始调查梅斯梅尔的理论。组成人员包括某些显赫人士,例如当时在法国居住的富兰克林、法国一流化学家拉瓦锡、天文学家贝里(Jean SylvainBailly,1736—1793)和古罗廷(Joseph Guillotin,1738—1814)(断头台的英文guillotine就是用他的姓名命名的)。

  在经过彻底的调查之后,委员会交出一份详细的权威报告,从而彻底击败了梅斯梅尔,使他在巴黎名声扫地。委员会的结论是,绝对没有“动物磁性”存在的证据。所有所谓的“治愈”和据说它存在的效应都是梅斯梅尔的客户和病人受激后的想象。一句话,“动物磁性”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名居高临下、刚愎自用的治疗师,他的“建议”触发了病人作出某种反应。

  梅斯梅尔的辉煌日子一去不复返,回到维也纳后,他成了一个受人讥讽的人。一直到死,他都坚持说自己毁于忌妒的竞争对手,他们诋毁他的科学成就和他的重要发现,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宇宙中一种新的强大之力。

  18世纪涌现出了各种骗人庸医。鉴于梅斯梅尔以及诸如此类丑角的盛行,某些历史学家把18世纪称为“庸医的黄金时代”,就不足为奇了。与这个时代并列的是科学史中最伟大的一些进展。在汤普森1710年出版的《旧伦敦的骗人庸医》(The Quacks of Old London)一书中,阿第逊(Joseph Addison,1672—1719)对伦敦街上许多庸医有如此评论:“如果有人头疼、肚子疼或者衣服上有污点,他可以得到适当的治疗和药物。如果有人要复婚,或者马被偷了或迷路了,如果他需要新的布道、药糖剂、驴乳或任何他的身体或精神需要的东西,在这里也能找到。”

  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骗子庸医一样,18世纪的伪科学家很善于用科学的外衣装饰他们的民间医药和“疗效”。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自称为卡特尔费尔托(Katterfelto)的人,赶着一辆大篷车旅行,带着一群黑猫和刚刚发明的“太阳显微镜”(他的广告这样说)。据当时一篇文章记载,通过这一神奇的工具,人们可以看到,“树篱上的昆虫……比所有昆虫都大;还有那些引起最近流行性感冒的昆虫,看起来有鸟那样大;在一个如针尖般大小的水滴中,可以看到有50000个以上的昆虫;在啤酒、牛乳、醋、面粉、血液、干酪……里,情况都是这样”。

  卡特尔费尔托在用他那令人惊奇的“太阳显微镜”作为诱饵之后,进一步向那些心悦诚服的听众兜售神秘的“布拉托医生的药物”,他承诺这种药能治许多种病。显然这位好医生愿意满足所有病人的需要,他还到处作“自然科学”和医学讲座,讲座内容还涉及、纸牌和台球技艺。

  伦敦也像巴黎那样,有很多骗子和伪科学家在上层阶级招徕生意。其中最为声名狼藉的一个,名叫格拉汉(James Graham,1745—1794),他在这个城市最富庶的几个地区活动。格拉汉出生于英国,年轻时移民到了美国。正是在费城生活期间,他听说了富兰克林的电学实验。1775年回到伦敦以后,格拉汉立即开始宣扬他那神奇新式“电医学”。有了电这个最新流行品,格拉汉很快发现自己大受顾客青睐。

  格拉汉宣称,他可以治愈所有疾病,治疗方式就是用一顶带电的头套,使病人突然遭受电击。也许由于电击体验是那么刺激和新颖,人们都把电击看成是医疗的效果,从而慷慨地为治疗付费,格拉汉很快发现自己成了富翁。他的下一步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工作室,他称之为“健康神庙”。1779年“健康神庙”开张,格拉汉给蜂拥而来的顾客进行各种奇异的治疗。在神庙豪华的客房中,有钱有势的顾客们不仅听格拉汉讲解电医学带来的神奇功能,还亲自试验各种治疗。

  然而,格拉汉最心爱的器具是他那著名“天床”。在神庙最豪华的房间里,安置着天床,12英尺长,9英尺宽,可以放置成不同角度。周围是轻松的音乐,上方安置一块大镜面,一对恋人——在付出高价后——可以在这里美美地过上一夜,从床头板传出的电击,更是强化了这种美不可言的感觉。格拉汉声称,由于有这种“电流体”的助兴,幸福的恋人们将会“有幸获得后代”。

  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智慧和知识不再是教会的专有,权贵们开始大量遭遇这类骗子。对于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真正追随者来说,他们在实验室里为探索自然秘密而辛勤劳作,但同时也为那些表面看来令人神奇的启示和“发现”找到了卖家——这些人既混迹于街头巷尾,也出入于寻求刺激的上层人士中间。随着周围的权威开始动摇,困惑的公众在各种变化面前迷乱失措。他们中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第一次认识到各种可能性的存在。由于大多数人忽视了科学方法,只知道科学结果中的奇迹,于是在他们看来,似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如果是富兰克林,为什么不可能是梅斯梅尔或格拉汉?如果牛顿可以解释行星的运动,谁说卡里奥斯特不能解释人类未来的动向呢?

  正当科学革命的种子开始在18世纪收获果实时,在许多人看来,也许什么果实都会有,或者至少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自然的奥秘确实可以被揭示,难道不可能在这些奥秘中隐藏着科学探索不到的东西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时代本来希望看到理性和科学方法赶走了古代迷信的根源,但到头来它却产生了一种更为强大的新迷信,其中之一就是以自然机制替代神灵和魔鬼的作用,正是这些作用产生了许多人仍然在梦寐以求的超自然效应。

  具有讽刺意味的还有,这一“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作为18世纪黑暗的遗产之一,绵延不绝,甚至进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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